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大幅降低，公众关切问题解读_冰球突破

有的人焦急万分，有的人不再害怕病毒，但一些问题仍然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响：

Omicron 变种的致病性有多大？

对于普通人来说感染症状有多严重？

应该如何治疗呢？

康复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康复者还存在歧视吗？

……

事实上，Omicron的致病性已经大大降低。科学证据表明，目前流行的Omicron变种引起的重症和死亡比例明显低于之前的原始毒株。其原因是该毒株毒力低、传播性强，也与人群疫苗接种水平提高、及时干预等因素有关。

12月2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教授王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再次强调，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和变异不断增多，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增加，新冠病毒感染后重症病例比例和病死率持续上升。衰退。与之前流行的毒株相比，Omicron变种的致病性已显着降低，绝大多数感染者是无症状或轻症患者。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感染2022新型冠状病毒且核酸转阴的上海市民。其中有90岁以上的老人、年仅6岁半的女孩、艾滋病患者等；有的正在家中康复，正在经历“转阴”的曲折。虽然每个人感染后的身体变化都不同，但不少受访者都提到了当时的心理压力和思想负担。不过，随着他们的身体恢复，生活也恢复正常，目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考虑到个体差异，这些受访者的症状和状况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仍可以作为真实样本提供参考。

▲2022年4月16日，上海，方舱内的医护人员正在休息。

“我们没有任何COVID-19症状，只是当时我们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讲述人：张世和，79岁，退休职工

简单来说，我和妻子从感染新冠病毒起，一直到核酸检测转阴，一直没有症状。从上半年疫情期间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症状，没有吃药，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的身体和以前一样。

我怎么被感染的，我也不知道。事后想来，大概是3月31日浦西封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去黄浦菜市场买馄饨皮的时候，当时肯定就接触到了。 4月1日实施封城后，我们每天都进行抗原自检。 4 月 2 日，我和妻子的“两条线”检测呈阳性。

为什么会有“两条线”？说实话，我心理上很紧张。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我很害怕。但当时我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咳嗽，没有发烧，全身没有疼痛，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精神负担很重。

核酸检测确认呈阳性后，居委会通知我们等待前往方舱医院。 4月6日中午12点左右我们接到电话，让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去避难所。晚上11点左右车就到了。这辆货车里大约坐着十个人。中午12点左右，我们到达黄浦区方舱医院。因为那天收货的人和车很多，所以我们的车就停在门口等了很久。

在等待进入避难所时，我发生了一些事情。

车里很闷，门窗紧闭。我开始感到烦躁、心慌，逐渐感到头晕、恶心、腹部不适。我想去厕所，但司机下车了，我无法出去。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我看到车窗有一条缝，就伸出手向远处的司机打招呼，请求他们让我下车去厕所。司机过来了解情况，打开车门让我下车。我已经大便失禁了。

进入方舱医院后，妻子帮我登记，但我还是感觉不舒服。那天晚上我去了几次厕所，发现排泄物是棕色的，显然是便血。这让我更加紧张和不安。虽然很累，但我就是睡不着，就熬到天亮。

▲受访者提供照片：6月，79岁的张世和给曙光医院的医生写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感谢医生及时将他转至方舱医院救治。来源：澎湃新闻

4月7日凌晨，我看到过道里有很多穿着防护服的人。防护服称曙光医院。我找来了一位医生，请他帮我看一下。医生听完我的病情陈述后，说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收容所没有治疗条件，他就帮我联系转运。

4月7日，我被转入卢湾中心医院，并在医院发热门诊接受紧急救治。医生检查发现我是胃肠道出血。然后给他注射生理盐水并服药四天四夜。那时我心里还是很紧张，担心自己要死了。在我最不安的时候，我还给远在国外的孩子们留下了最后的信息。然而，四天后，我的消化道出血就减少了，很快就康复了。

4月11日，我被转回方舱医院。工作人员安排我和妻子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照顾。那时我们每天都做核酸检测。 4月19日，我们的核酸检测转阴。 4月25日、26日，我和妻子分别离开小屋回家。

很多人问我们如何对待它。我的妻子74岁，我79岁。她和我都在 2021 年接种了 COVID-19 疫苗。她注射了两次，我注射了三针。在感染病毒的整个过程中，从发现核酸呈阳性到转阴并离开机舱，我们没有出现感冒、咳嗽、发烧等COVID-19患者的常见症状。很痛，而且我们没有吃感冒药。我因消化道出血接受治疗，妻子没有吃任何药，在方舱医院住了近三个星期。

至于我的消化道出血，医生说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无关。我怀疑这可能是我精神压力太大造成的。那时我每天都会想到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感染了这个病，心里就很着急。

离开小屋后，我和妻子按照社区要求每天进行核酸检测。我们从来没有返回过积极的结果，而且一直都是消极的。目前常态化管理期间，我们每两三天做一次核酸检测。生活很平静，我经常去社区买菜、做活动。大家都很友好，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歧视，身体上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就像以前一样。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我可能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但我和妻子还是注意了，出门戴口罩，按时做核酸检测，希望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在家自我治疗，确实没有任何副作用。

你让我很难想起来，我什至都记不起来了。”

旁白：王女士，25岁，家住浦东新区某小区

我们小区是老公的公寓，几乎每栋楼都有感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到它的。

4月8日下午，我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头痛、喉咙痛。晚上体温37.8℃，发烧。我意识到我可能因为背痛而感染了 COVID-19。我感冒的时候一般不会腰酸。那一次我感觉就像雨天风湿病一样。我的体力也不好，胸闷，爬四楼就会气喘吁吁，但我没有虚弱到走不了路，只是提不起精神来。

当时买药不方便，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包括花清瘟、抗病毒口服液，还贴了退烧贴。我从来没有发烧过40℃以上。

▲受访者提供照片。来源：澎湃新闻

正在家中康复的王女士，感染后每天用手机记录身体症状和用药情况的变化。

4月10日，我被确诊。那些天我的体温虽然下降了，但喉咙却更加疼痛，像刀子割着我一样。我以前得过扁桃体炎，这次很疼。一直持续到4月15日。主要问题是喉咙痛。后来喉咙痊愈了，腰酸腰痛等身体症状也消失了。我的身体和感染前没有什么不同。

但我的核酸结果有些不一致。由于我患有其他疾病，又独居，我向居委会申请居家隔离。每隔三四天，就会有人来做核酸检测。最初几次检测呈阳性，然后4月18日呈阴性，20日呈阳性，22日呈阴性，28日呈阴性。直到那时，测试结果才正式转为阴性。我的抵抗力不是特别好，一直徘徊在临界水平。

居家隔离期间，我的食欲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正常饮食。我一般睡的时间比较长，中午起床，晚上吃一顿饭，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捂紧被子，开空调，也不怎么动。整个人的能量水平比较低。

我当时咨询了医生，他说最好买头孢菌素，但我买不到。家里只有连花清瘟和抗病毒口服液。连花清瘟吃了几天就停了。我继续每天服用三瓶抗病毒口服液。症状消失后我继续服用。毕竟没有症状并不代表我就完全痊愈了。后来吃完了，发现过期的，就喝了过期的抗病毒口服液。我觉得吃药并没有什么作用，更像是心理安慰。还要多喝水，早上七八杯水。

其实身体并没有那么难受，只是心理压力很大。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心里很着急。晚上三四点钟我就睡不着。我们社区也有老人确诊，几天后转阴。也许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好得很快。

感谢楼上一位我以前不认识的热心邻居。疫情期间，他加入了社区微信群。我在家的时候，他帮我把居委会发放的物资和我自己买的物资放在家门口。事实上，我没有向其他邻居透露感染情况，也不敢在群里说话。帮我拿物资的邻居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不去避难所，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厌恶或担心。

康复后，我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季节性病毒性感冒和扁桃体炎稍后会发生，但没有其他。这几个月，我的口腔溃疡次数增多了，但还是挺玄学的。口腔溃疡与压力、饮食等多种因素有关。我也做剧烈运动，心肺功能没有影响。这和我感染 COVID-19 之前几乎一样。我的呼吸没有明显的变化。

刚回到工作岗位时，必须一个人单独进行核酸检测。两周后，不再需要此要求。

当我很早就确诊时，我告诉上海的同事，他们很惊讶。到了四月底，大家的情绪已经不再有大起大落，也已经习惯了。但当你对外人谈论这件事时，他们会像面对敌人一样看着你，或者用夸张的语气，“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你还好吗？” “有后遗症吗？”感觉就像。就像我刚从 ICU 出来一样。

前段时间，北京的一位前同事特地打电话给我，询问有没有COVID-19的后遗症。我说没有，他一脸不信又害怕，就继续问。我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后遗症，就算你让我用力想，我也想不起来。”

其实我生病之后，就特别注意看是否有人歧视我，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告诉别人我感染了 COVID-19。他们的反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主要是好奇。我还问HR招人的时候会问“你有过性经历吗”？他说他根本不问。

我已经注射了 2 针疫苗，但仍然被感染。我可能得依靠我的免疫力才能生病。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感觉自己太虚弱了。因为当时恢复得很慢，居委会告诉我，70多岁的老太太都康复了，但我还没有转阴。

我平时作息不规律，不喜欢吃水果、蔬菜、牛奶。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健康，我觉得年轻人也可能是易感人群。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会做一些运动，每周去一次健身房，以增强我的免疫力。锻炼也能让我感觉更好。但上个月我就停了，现在感觉不运动也没关系。如果你得了这种病，你就会得病。就算再得逞，只要不用搬到避难所去，那我也不会害怕。也许对我来说，预防病毒并不是因为身体问题，而是因为害怕被带走隔离。

“这对我的身体没有影响

但我女儿还在学校独自取样

有点特别”

讲述人：唐女士，31岁

（她6岁半的女儿和68岁的母亲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4月12日，我入住了新国博亲子小屋，并于4月18日结束了我的小屋之旅。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但回想起这段时光，我仍然感触颇深。

4月份之前，我们家6岁半的女儿糖糖以前得过肺炎，所以我没有让她接种疫苗。我和我68岁的母亲分别接种了两针和三针疫苗。

4 月初，我的母亲是第一个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的人。 4月4日午夜，我和女儿作为密切接触者进入隔离酒店。第二天一早，我就感觉女儿的额头很烫。当我检查她的体温时，我发现她很热。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哭，说她的身体很痛。我立即联系了隔离酒店的医疗团队，拨打120前往同仁医院。我女儿后来核酸检测呈阳性。

小孩子其实直觉比较强，感觉不舒服就会哭。当时女儿整天哭，说明第一天确实疼得很厉害。到了第二天，她就没有再哭了。我让她多喝水、多睡觉，她睡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大约在我女儿发高烧的同时，我也开始发烧。从我自己直观的身体体验来看，感染了COVID-19还是比正常发烧难受一点。主要症状是发烧、身体疼痛，然后是咳嗽。

发烧和身体疼痛几乎同时到来，主要集中在“阳”的前两三天。那种疼痛，就像是全身无力的感觉。人站不直，筋骨疼痛。但两天后，疼痛就基本消失了。然后咳嗽了一声。大约一周左右，会有痰，但咳嗽不是很频繁，也不是很严重。如果以后偶尔咳嗽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但据我母亲说，她被感染后并没有感到任何身体疼痛。现在半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的身体都没有什么问题。从那以后我自己就再也没有感冒过，我们都很健康。

生活中，我们回家后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大楼里的邻居很少和我们谈论他们感染后的经历。也许他们仍然觉得这有点私密和敏感。我的同事会过来问我，被感染后感觉如何？我还告诉他们其实没什么。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禁忌。

我和女儿并不怎么讨论当时发生的事情，但这根本没有影响到她。今年9月，女儿进入小学一年级。入学前，我们如实报告了她是否感染了COVID-19等信息。因此，女儿在学校的核酸采样仍然是由一个人进行。我个人觉得这有点特别，但当我问她时，她觉得没什么。

还有一个好的影响就是女儿和一个“大白”哥哥结下了友谊。

▲4月份的方舱医院，“大白”的哥哥刚刚和唐女士6岁半的女儿糖糖玩耍，让孩子在方舱医院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来源：澎湃新闻

四月份在亲子收容所的时候，有一个叫“大白”的哥哥，刚刚和我女儿在收容所里玩。他给了她零食，并在拖车上铺了塑料袋，带她到处走走。女儿在收容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在收容所的时候，我没有加他微信，因为担心打扰他工作。女儿一回到家，就非常想念弟弟。后来我通过微信群找到了他。

当时我以为他是广东来支援上海的医务人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志愿者，还在上海。所以当上海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后，我刚才在微信上告诉弟弟，我感谢他在收容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想请他吃饭。 7月3日，如我们所愿，我们在避难所外看到刚哥第一次脱下“大白”服。他长得很帅啊，哈哈。

那天我哥哥刚刚带着他的女朋友过来。他的女朋友也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他们带来了很多礼物和水果。当我女儿第一次见到她哥哥时，她很害羞，但她很快就习惯了，两个朋友一起在商场里跑跳。我弟弟最近又出城了。前几天他微信联系我，说想给我们寄当地的特产。他真的很热情。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病房。

“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低

但我在小屋待了一天后，天就转阴了。”

旁白：小曹，32岁，HIV阳性

五年前，由于一次意外，我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通过药物治疗，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体内的艾滋病毒载量甚至检测不到。

当 COVID-19 大流行来袭时，我起初有一些担忧。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的免疫力比一般人群低，身体抵抗力也较弱。

我是今年4月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当时正值上海封城期间。我被锁在家里了。当时，社区中出现了很多阳性病例。社区集中开展核酸筛查，进一步控制疫情大规模爆发。

我无法知道我是如何感染 COVID-19 的。起初，我发现自己声音嘶哑，立即在家做了抗原检测。那时，是两条淡淡的线。我有点慌了，给居委会打电话。

等了大约2天，大白来到我家门口给我检测核酸。不久后，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核酸监测异常。我的核酸记录一直显示检测正在进行中，直到我被送到方舱医院。

入住方舱的第一天，我的核酸记录仍然显示：检测中。我一开始很害怕，挂号时咨询了大白，但大白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只是一个轻症患者。

这句话打消了我很多的顾虑。第二天，我在机舱内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此后，连续三天呈阴性。这让我在小屋里的生活不再那么担心。

船舱里的淋浴间是独立的，这一点让我很开心。公共厕所不是特别干净，但还是可以忍受的。第一天进舱就收到了很多生活用品，包括眼罩、耳塞、脸盆、牙刷牙膏等。

收容所每天都会准时发放饭盒和药品。我收到了中药包，喝了2天后，没有任何症状。期间，我没有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我只是喉咙发痒。

连续三天核酸呈阴性后，我于第五天结束隔离治疗，离开了船舱。之后我就开始在家自我隔离。这些天，我心里踏实多了。我没有任何症状，食欲也很好。

离开机舱两个月后，我去医院做了影像检查，以确认新冠病毒是否影响了我的肺部。当时我无意间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讲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后遗症，但检查结果却全部正常。

在感染COVID-19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遇到任何社会歧视。当时，我居住的大楼里还出现了其他阳性病例。我担心自己被感染，但没有人责怪我。

出舱后我的身体并没有恢复，所以我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病毒一点也不可怕。你必须相信自己。

我很幸运，这次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经历并没有让我在就业上受到歧视，也帮助我养成了健身的习惯。我的日常生活也比以前更好了。以前只是偶尔运动，现在买了哑铃、弹力带等运动器材，每天运动一个小时。

“我觉得 COVID-19 一点也不可怕。

保持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讲述人：王曼玉，93岁

在我感染 COVID-19 之前，我住在浦东新区的一家疗养院。今年4月，我被感染并出现咳嗽症状。当月23日，我进入临港方舱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我年事已高，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我在方舱里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特别照顾。我肺部有一些炎症，医护人员对我特别关注。他们为我提供了氧疗、药物等，还特别注重营养和护理，使我的病情好转得很快。

整个治疗期间，我胃口很好，心情也很好。我已经老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活过90岁。 7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护士，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我在战场后方呆了6个月，救治了许多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这段经历让我的人生受益匪浅，让我在面对困难时感觉更加从容和从容。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我的症状逐渐缓解，多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4月30日我康复出院。

▲4月30日，在华山医疗队员的祝福下，王曼如康复出院。来源：澎湃新闻

离开小屋后，我继续住在疗养院。我有专门的护理人员24小时陪伴我。我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好。

在疗养院里，我坚持有规律的作息和锻炼。每天早上六点前我准时起床吃早餐，然后写一会儿。每天午休后，我都会起床看电视，和其他老人聊天。晚上或者晚饭后，护理人员会陪我到走廊散步，舒展筋骨。晚上八九点左右，我就上床睡觉了。

前段时间，重阳节前夕，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也许是因为不习惯临时换护士，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背上涂了营养液后，身体又恢复了，食欲也改善了。最近气温变凉了，所以我补充说我带了一些衣服，以防着凉。可能是天气变冷的缘故，最近胃口好多了，睡眠质量也很好。

我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这些都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与我同房的一位 91 岁老人今年也感染了 COVID-19。他康复后回到这里，身体状况依然良好。有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在房间里打麻将。

我觉得COVID-19一点也不可怕。保持良好的心态、吃好睡好很重要。每天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情，积极面对疾病。即使被感染也不要害怕。配合医护人员治疗并信任他们。

治疗期间还可以多打电话，和家人聊天。当我在收容所时，我经常和儿子通电话。出了收容所后，我经常用手机和家人视频聊天，还给他们拍一些我在疗养院生活的照片。

我相信以目前医学的高水平，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种病毒。

“我非常乐观

我认为好心情是最大的免疫力。”

讲述人：陈朝松，52岁，农民工

离开收容所以来，我没有感冒发烧，也没有发现任何身体后遗症。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感染了 COVID-19。 3月底，我在上海仁济医院做后勤员。 3月28日，我接到疾控中心电话，说我确诊为阳性，让我在家等待安排。别出去。 3月29日下午5点左右，我被送往世博方舱医院。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只是有轻微的感冒迹象。我在上海工作已经20多年了。我做过厨师、理发师、物流、送水等临时工作。现在我也在杨浦区做一名送水工。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不用担心感冒。进入方舱医院后，我的心情很好。我早餐吃的是馒头和煮鸡蛋，午餐和晚餐吃的是肉类和蔬菜。当我第一次进去时，我检查了手机并看着天花板。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认为好心情就是最大的免疫力。在方舱医院里，我看到大部分感染者没有严重症状，精神状态良好。广场上到处都是有说有笑、打牌、跳舞的人，有的一次吃两三个盒饭。胃口好。我没有在方舱医院接受任何治疗，因为一切正常。 4月15日，我在症状转阴后离开了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