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布莱恩·奥利弗

翻译：史宣智

2019 年 3 月 10 日发布于 Inside the games 网站

当芬兰运动员卡罗琳娜·伦达尔（Karolina Lundal）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举重时，举重还只是一项男子运动，当时欧洲人是世界举重运动员的主导力量。伦达尔当时并不了解中国举重。直到女性被允许参加世界比赛，中国运动员开始成为她的对手，她才开始关注中国举重。

从1993年到2001年，卡罗琳娜·伦达尔代表芬兰参加了历届世界举重锦标赛。她告诉记者：“中国队派了谁参加世界赛，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重要的是他们总能击败我们。”伦达尔曾两次获得世界冠军。一是1994年世锦赛，中国“冠军”被取消资格；另一次是1998年在他的祖国芬兰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队的对手虽然抢到了底池并砸碎了底池，但未能得分。不过，伦达尔在任何比赛的总成绩上从未超越过中国选手。曾在1997年世锦赛上，她的总成绩落后冠军唐伟芳50公斤。唐伟芳于1996年和1997年两次被国际举重联合会授予“最佳运动员”称号。

伦达尔表示：“世锦赛开始之前，我们都会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名单中是否出现‘中国’这个词。如果你们这个级别没有中国选手，你们就稍微庆祝一下。你们会的。”说‘好吧，我有机会获胜，因为我的类别中没有来自中国的对手。’”“当我们查看参赛名单时，我们不会寻找中国选手的名字，我们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名字——我仍然记不起与我比赛的任何中国选手的名字。我们只看“中国”两个字是否出现在名单上。

1988年、1992年、1996年这三个奥运年，女子举重都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女子举重也只有世锦赛。由此，三届女子举重世锦赛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7枚金牌。

1986年世界举重锦标赛是最后一届只有男性运动员参加的世界锦标赛。十个项目的金牌由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瓜分。其中，保加利亚队获得7枚金牌，前苏联代表团获得2枚金牌，罗马尼亚队获得2枚金牌。赚取 1 金币。尽管在那届世锦赛上，中国男运动员只获得了一枚银牌，但世锦赛以来，中国男子举重水平突飞猛进，发展之势不可阻挡。男子举重的崛起，帮助中国队新世纪以来16次登顶世界举重锦标赛奖牌榜，取得压倒性的统治地位，甚至让其他国家感到“尴尬”。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获得的举重奥运金牌数量还没有中国福建或湖南的举重奥运冠军数量多。同期，除土耳其外，其他欧洲国家在举重项目上获得的奥运金牌数不仅低于福建、湖南举重运动员，也低于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浙江省举重运动员获得金牌数。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自2003年以来，只有一名中国男子举重运动员因违反国际举联兴奋剂规定而被列入处罚名单。 7名中国女运动员违反了兴奋剂规定，其中包括3名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但总体而言，中国举重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与其他举重强国不同，中国并不需要担心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减少。

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举重运动的发源地。举重运动是根据20世纪中叶的“苏联训练模式”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备受争议的“保加利亚训练模式”逐渐流行起来。

俄罗斯举重协会主席马克西姆·阿加皮托夫表示：“举重文化起源于前苏联国家和俄罗斯，许多国家都向俄罗斯举重学习了经验。”但两周前，在福州举办的国际举联世界杯上（这次中国运动员打破了九项世界纪录），马克西姆·阿加皮托夫再次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体系，甚至比前苏联的训练体系还要好”在过去表现出色。”

当一个省的举重水平能够超越欧洲最好的举重国家，当俄罗斯人说中国的举重体系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训练体系时，我们接下来应该期待什么？有“中国制度”吗？如果有的话，“中国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举重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就有抬鼎、抬障、挑石担等显示力量的活动。据《中国体育运动》（1999）一书介绍，举重运动在中国已有2700年的历史。在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中，举重和乒乓球运动率先脱颖而出。中国体育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1956年）和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1959年）分别来自这两个项目。

1956年，陈经开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创造了历史，打破了此前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从而拉开了中国举重民族体系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举重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暂停。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然而，合适的训练体系让中国举重在20世纪蓬勃发展。真正的进步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的。

20世纪80年代，在首届女子举重世界锦标赛开始之前，女子举重运动员就已经开始从事专业训练。与此同时，中国在举重项目上获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那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苏联集团国家集体抵制奥运会，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上获得了四枚金牌。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举重强国，并迅速登上世界举重霸主的地位。

陈文斌是中国举重运动兴起的重要见证者。他目前在令人印象深刻的 IWF 福州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工作。中国举重福建马江基地成立于2005年，经过多年的努力、规划和筹款，该基地于2015年正式获得国际举重联合会授牌，成为国际举重联合会培训中心。该基地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拥有50个训练平台、运动员和教练员公寓、食堂、宽敞的教学科研楼、专家楼等体育设施。

陈文斌在国际举联福州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

62岁的陈文斌伸出双臂，饶有兴趣地讲述着福建举重训练基地发生的变化。与目前位于福建麻江的训练基地相比，与20世纪90年代初在河石岛建成的训练基地相比，前者是天堂，后者是地狱。

他从河石岛训练基地一路走到今天。这段历程足以说明中国举重称霸世界的原因。艰苦奋斗是这一征程的代名词，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精心策划管理、国家财政支持、主要来自农村的后备力量储备和有效的选拔机制、科学的训练方法、高科技训练方法的运用、监测球员伤病情况并制定从 10 岁开始的多年训练计划。

陈文斌有“金牌教练”的美誉。作为教练，他培养了3位奥运会冠军和6位世界冠军。作为中国国家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他参与培养了9名奥运会冠军和数百名世界冠军。冠军，全国冠军。

陈文斌作为运动员的最好成绩是全国第四，但成为教练后，他吸收了作为运动员的经验，弥补了作为运动员的遗憾，成为举重界划时代的人物之一。 25岁的陈文斌在天津体育学院教练班学习了两年。他在学校如饥似渴地读书，并不断思考作为一名运动员他可以做得更好。在执教福建省举重队取得优异成绩后，陈文斌担任中国国家举重队副主教练四年。 2006年至2016年退役，担任国家男子举重队主教练。

陈文斌给世界举重运动留下的另一大贡献是国际举重联合会福州训练中心。作为中心主任，陈文斌希望中国举重协会今后能够邀请更多的国外队伍来此训练。他希望与国际举重联合会合作管理福州训练中心，并在这个训练中心建立一所国际举重学校，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举重运动员在这里训练和学习。

陈文斌表示，他是迄今为止执教中国举重队时间最长的教练。 “在我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奖牌最多，创造世界纪录最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所谓的‘中国体系’开始形成。”

其他著名的举重教练，如保加利亚人伊万·阿巴特耶夫、俄罗斯人阿尔卡季·沃罗比约夫和阿列克谢·梅德韦杰夫，都与他们的团队合作使用类固醇来保持运动员的竞争力。陈文斌担任国家男子举重队主教练时，中国仅有一名男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更令陈文斌自豪的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运动员避免了很多严重的伤病。

1993年，福建举重队在第七届全运会上遭遇惨败，导致福建省体育局考虑削减对举重队的经费投入。陈文斌向福建省体育局承诺，福建队将在下一届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省体育局随后任命他为福建省举重队主教练。

陈文斌找到了一个可以开发为举重基地的地方。基地位于船石岛，从福州（马尾港）乘船40分钟即可到达。原来，这里曾经是海军雷达观测站。这里人烟稀少，条件极其简陋，唯一的设施也急需维修。陈文斌选择在这里建立基地，是因为他想有一个新的开始。陈文斌说：“大家要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为了建设基地，陈文斌向当地驻军寻求帮助。 1995年6月，陆军第11海防旅提供了两艘登陆艇和两辆卡车，将举重器材运送到举重队驻地。基地是由这个废弃的军营改建而成的，位于陡峭的山顶上。随后接通电源，在停水的一周里，团队用塑料布和脸盆收集雨水，直到恢复供水。整个基地只有一台彩电，没有娱乐设施。基地所在的河石岛上只有一家小商店，码头旁有一部民用电话，与城市生活完全隔绝。这正是陈文斌理想的训练环境。封闭的环境让全队4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能够集中精力刻苦训练。

20世纪90年代陈文斌在河石岛举重训练基地

与这种艰苦的环境一样，中国大多数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都来自农村地区，而不是来自富裕家庭。陈文斌说：“富裕家庭的孩子达到一定水平就不再练习，训练不够刻苦。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吃苦，坚持艰苦、枯燥的训练，我们需要这些能吃苦的队员。”由于只有一名厨师，运动员和教练员需要轮流在厨房帮忙。他们还需要建造自己的训练设施，清理废墟，种植树木和花卉。运动员和教练员还参与修建了一条通往山顶的两车道水泥路，取代了原来陡峭、崎岖、湿滑的上山土路。台风迎面袭击了河石岛。宿舍门全部被撕开，窗户玻璃碎得满地都是。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当更多的运动员需要在河石岛基地训练时，一些队员不得不睡在自制的帐篷里。

陈文斌对违反训练规定的队员进行严厉处罚。即使是年轻的世界冠军，如果跑得不及别人快，训练不及别人努力，也会被开除出队伍。三名队员因晚上离开基地外出喝酒而被开除。他惩罚所有训练迟到的队员，禁止队员喝酒、抽烟、谈恋爱。

川石岛严格的训练体系开始结出硕果：1996年后，涌现出一大批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福建举重队连续六次获得全国锦标赛总积分第一。

河石岛训练基地培养了三名来自福建的奥运举重冠军。他们分别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62公斤级举重冠军石智勇、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林清峰、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63公斤级举重冠军。班组冠军邓伟。现任中国女子举重队主教练、雅典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冠军张国政和北京奥运会男子62公斤级冠军张湘湘都曾在马江训练基地训练。

通往河石岛举重训练基地的土路

从执教之初，陈文斌就决心不照搬现有的训练模式，也不按照“别人的方式”指导训练。他出任福建省举重队教练后（此前有人说，福建举重运动员获得的奥运金牌比21世纪欧洲任何国家都多），他改变了训练时间，安排了两次时间较短但强度更大的训练课。下午。对于较大的训练，可以增加两次训练之间的休息时间，并调整训练的强度和密度。陈文斌要求运动员在训练前和训练后接受按摩，并安排队医在场处理轻伤和小病。经过特定的举重训练后，运动员离开杠铃，前往举重室进行体能训练，以发展自己的小肌肉群。

陈文斌说：“要有新的训练理念和方法。”为了得到更多的科研支持，也为了让运动员保持健康，避免受伤，他聘请了曹文元作为专家分析员。

曹文渊50多年前曾在布达佩斯师从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塔马斯·阿根学习，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举重联合会科研委员会委员。鉴于曹文渊长期对中国举重队进行数据分析和研究工作，被称为“中国举重的长期朋友”。

曹文源及其团队研发的“举重技术诊断系统”，可以在现场测量举重运动员每次举重后的杠铃速度、运动轨迹、杠铃高度和前后位移，该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该系统帮助陈文斌提高了优秀举重运动员和青少年的技术动作。国际举联世界杯福州站期间，陈文斌通过“举重技术诊断系统”对部分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进行了分析。曹文渊目前计划利用“举重技术诊断系统”对10岁举重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进行分析。国际举重联合会前秘书长、中国举重协会原主席马文光曾表示：“曹老师为中国举重默默奉献了半生。”

陈文斌说：“我们的训练系统主要是致力于提高运动员的技术，让他们的技术更加到位、更加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技术诊断系统来帮助我们准确测量运动员的技术指标，并在同时避免受伤，因此曹文渊老师的研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比如我们用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教练的直觉或者运动员的偏好来决定是使用弓步还是不太常见的深蹲（李大银）。 ）。 、吕小军等选手都用这个姿势）。陈文斌说：“中国省队和国家队中有近20%的运动员采用深蹲，很多采用这种姿势的运动员在世界比赛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决定运动员采用哪种技术时，教练员可以从具体的数据分析中得到启发。”技术的选择取决于运动员是否能够保持良好的平衡，而教练可以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衡量运动员的平衡能力，以前教练只能用眼睛来观察，但现在我们可以用他来设计一个切割。 “边缘数据分析系统客观分析运动员的动作。”国家体育总局体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文元说。在他于1990年代初期与陈文斌教练合作之前，中国并没有如此先进的数据。分析系统。

举重“梦之队”核心成员——陈文斌（右）和举重科研专家曹文元（左）

陈文斌说：“苏联的训练体系统治了世界30年，其特点是重运动训练。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保加利亚的训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与苏联的训练体系不相上下。相比这需要运动员有更大的训练强度和更多的尝试来举起最大重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练也试图将保加利亚的训练体系引入中国，但这个体系没有奏效，我们也失败了。不知道失败的具体原因。后来在悉尼奥运会上，我们发现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是实行这一制度的关键，保加利亚举重队因为兴奋剂丑闻被集体驱逐出那届奥运会。中国队多次强调杜绝兴奋剂问题，“有关管理部门对兴奋剂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严肃处理违规行为”。

当被问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名中国女举重运动员因兴奋剂违规被剥夺三枚金牌”的事实时，陈文斌表示：“中国举重教练有很多，总有个别教练想要现在我们有各种手段来保护运动员，内部兴奋剂检测也在增加。”

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金强表示，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管理的运动员全球行踪数据库类似，中国也有运动员行踪登记系统，运动员需要随时登记、报告行踪。陈文斌说：“举重运动员不需要服用兴奋剂就可以提高成绩，这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的。如果有中国的体系，它合理地结合了苏联体系和保加利亚体系的优点，并且关注在培训中使用科学分析方法。”

雅典奥运会冠军石智勇在河石岛训练照片

1960年奥运会冠军、俄罗斯人尤里·弗拉索夫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Lift Up Olympic”举重网站采访时描述了举重运动员对受伤的恐惧：“我感觉我不只是生病了。我快要死了。首先，脊柱受伤让我的双腿失去了知觉，我每半个小时就蹲下一次，就像我在系鞋带一样，然后就出现了大脑痉挛，医生说这种病没有办法治愈。一场又一场的感冒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弗拉索夫幸存下来，但陈文斌很清楚严重受伤的长期影响，并坚持认为重量训练将对终生健康有益。他决心找到有效的方法，让中国举重运动员不再遭受弗拉索夫那样的痛苦。陈文斌说：“伤病会给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影响他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在我执教国家男子举重队的20年里，几乎没有运动员遭遇过严重的伤病。”我总是强调避免受伤的重要性。”

“在中国队，运动员训练的节奏非常重要，训练量和强度因人而异。现在我们人类的力量已经快到极限了，以后很难再提高了。所以举重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科学研究的训练方法、先进的技术动作、身体机能的恢复和免受伤害。”

从小进行专业训练是“中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文斌说：“仅在福建省，就有两千到三千名十岁以上的孩子在放学后定期进行举重训练。每个学校几乎有四十到五十名学生在课余时间练习举重。训练结束后，每人会收到一块面包和一盒牛奶，补充能量，孩子们的技术训练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这些孩子中最优秀的将进入专业体校，然后进入省队和国家队。福建省有专职或兼职举重教练员100余人，其中女教练员占34%，福建省队现有专业举重运动员780人。

中国举重运动员很小的时候就在学校接受举重训练

由于中国从未向外界透露奥运项目的财政投入数字，很多人都在猜测“中国体系”需要多少财政支持。据了解，虽然赢得世界冠军，尤其是奥运会冠军可以给举重运动员带来可观的收入，但中国专职举重运动员的收入其实并不高。 《福布斯》去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体育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中国认为加大对奥运项目的投入会带来很多好处。

中国举重运动员的具体数量尚不清楚，但大概有几千到一万名举重运动员，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金强表示，虽然举重运动在中国的群众参与程度没有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那么高，但从举重全国锦标赛和全运会的转播数量来看，举重运动在中国人中非常流行。 。很多人认为，“奥运会举重冠军不会诞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你会发现这些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健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周金强补充道：“中国举重有很强的教练基础，农村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练习举重已经成为人们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但我们也想选拔一些年轻人来自城市的人们通过举重训练来提高举重知识。”

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举重运动，中国举重协会曾在大型商场举办举重比赛。伦敦奥运会银牌得主吴敬彪也为举重运动的推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奥运会上击败吴景彪的朝鲜名将欧云哲希望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再次登上领奖台。但此时的吴景彪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开了一家举重俱乐部。周金强说：“吴景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众多白领开设举重培训班，增强他们对举重的认识，宣传好举重。21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孩子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运动和游戏可供选择，中国举重协会计划面对未来时代的发展，在全民健身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多地思考带来。将健身与举重结合起来，推动举重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事实上，作为奥运奖牌得主，吴敬彪并不是唯一一个推动举重运动在社会上普及的人。几乎所有中国举重世界冠军都参与了这项事业。

雅典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正在研发一套“挺胸抬头”练习，以塑造孩子们的正确姿势；吴敬标在城市普及举重；张国政出任中国国家女子举重队主教练，其他奥运冠军也纷纷在举重教练和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

中国首位女子举重奥运冠军杨霞现为体育管理官员

中国第一位女子举重奥运冠军杨霞表示：“从进入省队到进入国家队，我用了七年时间，正是每个阶段扎实的训练，让我从一个无人能及的湖南女孩湖南姑娘知道，为国举重争光的奥运冠军，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是靠一步一步的积累和进步的。” 2002年退役后，杨霞一心想“回馈中国举重”，现担任湖南省举重体育中心主任。

里约奥运会冠军邓伟也是中国举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热门人选。对于她来说，退役后，她还将面临成为举重教练或经理的选择。当被问及为什么中国的举重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时，邓伟将“中国体系”概括为：“中国人口众多，参加举重的孩子也很多。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举重训练，我们迈出的每一步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教练来指导我们。”